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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：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、千载不传之后，可谓盛矣。

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、千载不传之后，可谓盛矣。

既不能存在，便和禽兽相距不远了。正因为在作决定的意义上，人是个体的，各自不同的，因此，人性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了。

这就是为什么要舍生取义[26]的道理。性作为心之所有，一方面说明它是先天具有的，不是后天获得的。实际上，所存者不是别的，就是情，也就是性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孟子很难说是本体论者。人们看见他就如同禽兽一般，便以为他没有善良的才质，这难道也是人的实情吗？当然不是。

正如树木需要阳光和雨露滋养一样，人性也是需要滋养的。以德相处，则报之以德，以仁相向，则报之以仁，同时也就得到了应有的尊严，感受到精神的快乐。如果君对臣像对待土块小草一样任意践踏，那么，臣对君就如同仇敌。

这能行吗？比如现在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，必然请玉师雕琢，才能成器。《孟子》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很多。在孟子看来，人民有同心，其所欲所恶有共同性、普遍性，正是这些共同性、普遍性的民心，决定了政治的成败。当时，诸侯国都可以称王称霸，一切取决于武力。

君则是指君主，在君主制的社会里，君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。因此，他认为，武王伐纣而血流漂杵的说法是不真实的。

而他的仁政主张，虽然缺乏客观法理上的具体措施，但是，其深刻的价值意义是以人民为目的，而不是将人民视为被统治的工具或手段。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。至于说，舜应不应当放弃天子之位，也就是放弃治理天下的责任而只顾全亲情，这倒是一个真实的问题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没有爱民、为民这一政治理念及其措施，是不可能的。

各国的设置不尽相同，但是，这种格局是基本相同的。而要贯彻仁政以及各种政治原则，只有专家才能胜任。工师得大木，则王喜，以为能胜其任也。以此推之，一切政治措施都能从这一原则出发，统一天下就在掌握之中。

……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从消极的方面说，是为了限制统治者的无限膨胀的权力和贪欲。

这正是从孔子的仁学发展而来的。[28] 见《孟子·尽心上》三十五章。

这同法家将人视为工具而使用的主张是不同的。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。……圣人既竭目力焉，继之以规矩准绳，以为方圆平直，不可胜用也。[2]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六章。[13]《孟子·尽心上》三十章。但是，战争连年，殃及百姓，人民渴望和平和统一。

但是，在为什么统一和如何统一的问题上，孟子和当时的法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。孟子认为，公卿大臣有两种出身。

有人从幼小学习，长大后就要运用所学的知识，可是国君却对他说，把你所学的知识放弃了，按照我的办法去办。仁义的对象是人民，对人民实行仁义就是目的，再没有其他目的。

君主不仅要依靠贤臣治理国家，而且要给予他们独立的权力，使他们能够行使其职责，而不能一切由君主决定。所谓仁政，就是按人民的所欲所恶而行事。

但是，在孟子看来，这只是职位、分工的不同，在人格上则是完全平等的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这种主张有虚君的意味，也含有分权的意思，与君主一人独揽大权、发号施令的集权制是不同的。所有这些，都需要贤人去担当，而当他们各尽其责的时候，就不能受到干扰。那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，放弃最高权力，不做天子，窃父而逃，偷偷地背着父亲，逃到海边，享受天伦之乐。

[40] 这是通过战争说明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者的关系，而战争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或特殊形式。[32]《孟子·万章上》五章。

[30] 将孟子与柏拉图进行比较，是很有意思的，说明中西哲学与文化之间有共性的东西。这同孔子的修己而安百姓实质上是一样的。

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[7]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四章。

怎么办呢？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最后要以人民的意见为准，而且还要进行实际考察，证明他确实贤能之后，才能授以政事或权力。即使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，首先也要以尊重人的人格尊严为基本的价值指导。在君主与人民的关系的问题上，他主张君主的产生，要有人民的同意，而当君主危害国家时，可将其废除。有道与无道的区别，就在于是否实行仁义。

既竭耳力焉，继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胜用也。但是，如前所说，他并不同意君主集权制，而是提倡有某种分权意义的贤人政治。

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，才能使政治运行起来。[38]《孟子·告子上》七章。

但是，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仁心能施之于动物，而百姓却得不到实际好处，究竟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没有将这种仁心推行到百姓身上。[21] 孟子认为，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，春秋时期的战争是诸侯之间相互争夺利益而不讲正义的战争。